“男女嫁娶，结为夫妇，称为婚姻”。《礼记》第四十四篇《昏义》对“昏礼”的意义作了经典性的论述：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，故君子重之。近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《生育制度》中也指出：“人类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延续他们的种族，而人类的婚姻行为恰恰是种族延续的保障。”由此可见，婚姻不仅是关乎个人幸福的终身大事，在家族兴旺、社会延续上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既然婚姻如此重要，择偶更应谨慎。那么，从古至今，人们的择偶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呢？
一、由“媒妁之言”到“婚姻自由”——征婚广告出现的背景
在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为圭臬的传统社会，女子往往深居简出，青年男女要在新婚之夜才能一睹对方的庐山真面目。由于男女双方的异性交集基本为零，所以婚姻大事只能听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正因为中国古代婚姻市场的需求，媒人成为男婚女嫁中必不可少的角色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中“匪我愆期，子无良媒。将子无怒，秋以为期”，就描述了女主人公因为求婚者没有说媒者，而不得已将婚期推迟到秋天。“结婚必凭媒妁”，“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”的择偶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。媒人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即使一方未必如人意，也可说得天花乱坠，最终促使男女双方结秦晋之好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媒妁增强了婚姻专制的作用，造就了旧式婚姻的悲剧：“两家仅凭一面之词，三言五语就许停当，及至过门之后，所说的都不相符，无如木已成舟，只有徒唤奈何而已。”
到了近代，中国历经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，客观上也给国人带来思想上的冲击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，精英们提倡自由、民主。在婚恋问题上，人们充满了对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向往，传统的媒人说合被认为是封建家长制下的“包办婚姻”，受到了猛烈抨击。男女社交公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常见的口号之一，陈独秀在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》中批判了“男女不杂坐”的中国传统礼法，提倡仿效欧美的男女交际。这显然是对传统社会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观念的回应。曾留学日本的张东荪认为“社交公开是使女子取得社会上的地位的第一步”，更是将社交公开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了一起。而社交公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择偶，时人说道：“将游乐场、茶馆、酒店来做公开的场所，戴了一副求偶的眼镜去和女子社交公开”。虽然大多数青年男女希望通过社交公开来选择自己的配偶，但社交公开的程度和普及度有限，事实上婚姻自主的人还是很少。除了社交公开，还有利用通信订婚、婚姻交易所、征婚广告的方式寻觅良伴，其中征婚广告最为引人注目，持续时间最长，范围和影响也最大。
二、新式择偶方式——近代征婚广告的出现
征婚广告，顾名思义，是指征婚者一方介绍自己的择偶标准与本人情况及其相关信息，使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，以求达到选择理想配偶目的的一种宣传方式。它通常的宣传表现形式是在报刊、电台上刊登或发布广告或在社会公共空间如公园、广场、街头等公共场所张贴海报、演讲等。近代的征婚广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，但征婚广告并不是在近代才产生，早在隋唐时期或更早就曾有征婚广告，只是近代的征婚广告出现了报纸征婚这一传播范围广、传播时效长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征婚形式，征婚的范围空前扩大，征婚广告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具体。这种择偶方法在近代虽不是婚配的主要方式，但它给青年们增添了一个展现自我、相对平等、互动开放的平台，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▲蔡元培
世纪之交的1900年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原配夫人王昭去世。当时的蔡元培正值壮年，在文化界也颇有名气，为其作媒续弦者纷至沓来。而蔡元培想借此机会“改革社会风习、创导男女平等”，写下一张“征婚启事”贴在书房的墙壁上，启事中提出五项征婚条件：（一）女子须不缠足者。（二）须识字者。（三）男子不娶妾。（四）男死后，女可再嫁。（五）夫妇不相合，可离婚。在当时半新不旧的社会中，提出这样有悖伦理的征婚条件，尤其是“再嫁”、“离婚”，可谓惊世骇俗之举。一年后，蔡元培找到了理想人选——女画家黄仲玉，但他写的“征婚启事”只是贴在书房墙壁上，影响只在乡里亲友之间，还达不到广而告之的社会效果。
近代报纸上出现的征婚广告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6月26日和27日《大公报》连续刊登的一则“南清志士”征婚广告：“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，此君尚未娶妇，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，其主义如下：一是天足；二是通晓中西门径；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，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，又有完全自主权者，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……”之后征婚者又在上海《中外日报》上刊登同一则广告，并且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《世界最文明之求婚广告》。该征婚广告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，褒贬不一，但这位“南清志士”可谓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开报界征婚风气之先。
▲章太炎
1912年底，44岁的学者章太炎丧偶，当众人问及他的续偶条件时，率真的他谈道：“人之娶妻当饭吃，我之娶妻当药用。两湖人甚佳，安徽人次之，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。广东女子言语不通，如外国人，那是最不敢当的。”之后章太炎又在北京《顺天时报》上登载自己的征婚广告：一须文理通顺，能作短篇；二须大家闺秀；三须有服从性质，不染习气。章太炎是民国时期首个登报征婚的文化名人，影响不可谓不大。后经蔡元培介绍，章太炎与汤国黎结为夫妻，两人并于1913年6月6日在上海爱俪园举办了民国初年最早的“新式婚礼婚宴”，这一段姻缘后来传为一段佳话。
三、征婚广告中的信息
民国时期，广告征婚不再带有名人效应的光环，各大报纸上的征婚广告随处可见。这一时期的婚友广告主要以征求广告的形式，出现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中。所谓分类广告，是一种报纸广告，而分类广告的形式又与一般的广告不同。分类广告通常出现在固定的版面，以文字叙述为主，篇幅小而编排紧密。分类广告通常被认为是需求广告，是读者基于自身需要而会主动阅读的广告，因此分类广告对于特殊群体来说更具吸引力。如上所说，征婚广告因为篇幅以及广告费等限制，往往言简意赅。那么这些短小的征婚广告可以反映出什么样的信息呢？不同性别的征婚广告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？
以1931年7月6日上海的《民国时报》刊登的一则青年男子的征婚广告为例，我们大致可以管窥当时男性的择偶观。该男子希望于女子者，约有十项：一、要有清洁的嗜好和能力；二、要有概括的眼光和学识；三、要有缜密而周道的心思；四、要有充量而素养的情感；五、要有治家的兴趣和能力；六、不要眼光势利；七、不要自我太强；八、不要太无意见；九、不要见人羞怯；十、不要态度虚浮。从以上十条征婚标准来看，该男子只字未提女子的容貌、年龄等这些外在条件，而是更多地关注女性的内在美，比如气质、能力、素养、性格等。无独有偶，同一天的《民国日报》刊登了一则女子的征婚启事，似与之呼应，该女子要求男子：一、面貌俊秀，中段（等）身材，望之若庄严，亲之甚和蔼。二、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。三、高尚的人格。四、丰姿潇洒，身体壮健，精神饱满，服饰洁朴。五、对于女子情爱，专而不滥，诚而不欺。六、经济有相当的独立。七、没有烟酒等不良的嗜好。八、有创造的思想，有保守的能力。相对而言，女子对于男子的要求似乎更高些，既要求外貌和外表，也要求能力和经济。
以上两则征婚广告属于较为特殊者，一般的征婚广告包括征婚者的自我介绍、对征婚者的要求语、联系方式等三个部分。征婚者的自我介绍包括年龄、职业、学历、收入、品性、相貌、身体特征等。而男女征婚者在自我介绍中有着明显差别，男性侧重强调自己的职业、学识，而女性侧重强调自己的年龄、相貌。征婚者对应征者的要求语大致也包括年龄、职业、学历、品性等方面，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学识、年龄、身家清白，女性则关注男性的职业、经济能力、年龄。
当然，值得一提的是征婚广告的真伪问题，因为征婚者在报纸上发布广告，其真实性无从考证，所以就存在着应征者上当受骗的风险。如有些征婚者为征得良好伴侣，往往夸大优点，隐瞒缺点，甚至歪曲事实。女性之友杂志《玲珑》就曾爆出一则“男子广告征婚的黑幕”：一位女子看到报纸上的征婚广告“某某人年二十八，毕业国外某大学历任各种要职，现拟征求一女子为终身伴侣……”因当时经济困窘，于是心动前往应征，结果双方见面后，才发现男方“年纪至少有三十六岁”，几番质问后，得知该男子学历造假外，并已结过婚，此次征婚的目的只是想娶妾而已。
四、社会大众对于征婚广告的态度
民国时期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屡见不鲜，以1930年代北平最畅销的《世界日报》为例，征婚广告数量最多的年份可达千个。不可否认，征婚广告已经占据了报纸上的相当份额，那么作为现代报刊的受众，社会大众对于征婚广告的态度如何呢？
1928年11月7日《申报》上刊登了名为叶绿君的女子的文章《征求以后》，大致意思是说叶绿君于一周前投了一则简单的征婚广告，结果“一时寄来了许多的信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怪怪奇奇，无所不有”，共近百封之多。而同等条件下的男子征婚广告则无人问津，在《生活》周刊征婚的章文卿就曾抱怨道自己只收到两封女子的回信。
▲征婚照片（插图）
民国时期，一些不良商家看到男子对于征婚广告的热情和积极回应，于是便抓住这个契机，从中捞了一笔横财。例如抗战期间，上海某报曾刊登一则征婚启事，称：名门闺媛某，双十年华，容貌秀丽，系某大学文学系学士，酷爱写作，现征求李清照与赵明诚式的终身伴侣；凡饱学而有文才愿意应征者，需将亲笔撰写的情书一封寄到某某号邮政信箱，该女士将延聘名家，评选情文并茂佳文作者一名，约期面晤。启事刊出后，应征稿如雪片般寄来，有的还出自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手笔。然而时过数月，竟如石沉大海，绝无一人得到回音。半年后，某书局出版《当代情书大全》，销路极畅，供不应求。事后知情者透露，前述所谓的某“名媛”征婚，乃某书局老板设下的圈套，借此诱使文人上当，骗取绝佳情书。书局老板不必支付分文稿酬，财源滚滚来，而应征者依然蒙在鼓里。这只是众多假征婚广告中的一种，其他各种骗术就不一一列举。
纵观近代中国的征婚广告，自其产生到缓慢发展再到蓬勃兴盛最后到其衰亡，始终伴随着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《妇女杂志》曾于1924年征集以《用广告求婚的可否》为题的论文，以求社会人士对于广告征婚的态度。其中赞成者认为，虽然结婚以恋爱为基础，然而在社交还未公开的过渡时代，求一个满意的婚姻是很难的。征婚可以扩大择偶的范围，可以节省时间，而且是光明正大的。能够善用之，可以得到美满的结果。反对者认为，征婚中没有恋爱。即使两方合意，这种合意只是欺骗的、暂时的、不久要分裂的。虽然结婚前可以观察对方，然而先存了婚姻的意念，考察终不能真切。这次社会大讨论出现于1920年代早期，此时征婚广告刚刚面世，社会人士的总体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。之后，征婚广告以燎原之势席卷各大报纸，而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，比如有些征婚者出现重婚、纳妾、兼祧等现象，有些商业广告借征婚之名为自己产品扩大影响等等，社会上对征婚广告采取偏于怀疑和否定的态度。
不管怎样，征婚广告作为一种新型求偶方式，在历史变革之际，利用报纸刊物这一新兴媒体，迅速完成了从无到有、从疏到繁的历史使命。时至今日，征婚广告再次登上历史舞台。它给一代又一代青年们提供了交友求婚的广阔平台，也给新型婚姻家庭观念创造了流传推广的良好载体。生生不息的生活需求，遇上新兴传媒推波助澜，细查一下，不难窥见思想鼎革、人文化成和时代变迁。正所谓，虽是小径，大道存焉。